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地方普通高校应向应用技术类型发展的政策，已达成共识，转型的核心是课程。

4月10日下午，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办的第十三期应用型高校课程建设研修班上，我国高等教育学奠基人、99岁高龄潘懋元教授莅临研修班名师圆桌论坛，与来自全国各地应用型高校近百名教师互动交流课程建设。应用型课程建设联盟主席姜大源、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理事长曹勇安教授共同参与研讨。

高等教育质量要体现多样化

潘懋元认为：传统的质量观点就是学术质量、理论质量，体现为学术的高低。在面临高等教育往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之际，很多人担心质量下降。我在1998年就提出，所谓质量下降了，包含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真命题是如果我们教育增长太快，校舍、设备，尤其是课程、师资等都跟不上，在一定时间内，会导致质量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讲，质量下降了，这个命题是真的。但是很多人所认为的质量下降，是用精英型大学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的、应用型的高等教育，也就是用清华、北大等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看待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质量，这个命题就是假的，也就是错误的。因为，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往大众化教育发展的时候，教育质量体现为多样化。

如何解决教育界“遍地麦当劳，风味小吃少”？

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曹勇安教授认为，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在解决了上学难的同时，也带来了“遍地麦当劳，风味小吃少”这样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同时，还引发了高等教育“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错位问题。“同质化”现象的根子就在于同一层次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区分度小乃至趋同，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匹配而产生结构性错位的原因是专业设置与产业脱节。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改革，核心在课程。

姜大源研究员在谈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同的教育类型，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是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普通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特征的。逾8000字的《实施方案》，内容充盈、视野开阔、底蕴深邃，贯穿其中的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一根红线，可将其归纳为三大特征：一是企业与学校跨界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共性与个性框架重构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

高校课程应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

在潘懋元教授看来，普通高校转型政策确定，理念达成共识之后，“转型的核心是课程建设”，应当建设“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技术课程”。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课程；第二，教学，第三是师资。

姜大源研究员认为：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供给侧，要提供两个重要的教育“产品”：一个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即合格的毕业生；另一个是为能够成为合格人力资源的学生提供合格的结构化教育内容，即合格的课程。没有合格的课程，就不可能有合格的毕业生。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课程是核心，教师是关键，硬件是支撑。

姜大源研究员是我国“基于工程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理论”的始创者、倡导者、实践者，十几年如一日的研究、实践，推广他工程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理论，成果丰硕。

姜大源认为，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走向对具体工作过程进行人本性的教学处置——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是一种极具创新的突破，是从基于结果——堆栈结构型的、以存储知识为目的的课程走向过程——序列结构型的、以应用知识为目的的课程的重大改革。简言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是在对学科体系的解构与行动体系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从知识或能力的“构成说”走向知识或能力的“生成说”的改革与创新。

潘懋元为何要点赞这个学校？

谈到应用型高校课程建设，潘懋元教授表示赞赏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改革实践，比如该校数学课程将抽象难记、也难应用的定理和公式转化为以项目为载体，创建真实的职业环境，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教、学、做合一。又如，车辆工程专业，基于工作过程，根据不同岗位进行课程体系重构。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从2003年开始，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应用型课程模式，与姜大源教授等合作提出了“四真三化”应用型课程模式。

该学院理事长曹勇安教授重点阐述了应用型课程建设四要素：一是围绕“培养什么类型、层次的人才”、“课程如何服务于该专业的培养目标”等关键问题做好课程定位；二是依据“行动逻辑”构建应用型课程体系，按工作过程和能力目标做好课程设计；三是应用型课程实施，应当面向企业真实环境，推行任务式培养模式；四是以学生能力为主，开展可视化、可量化的效果评价。

曹勇安分享了该校所提出的“四真三化”应用型课程建设模式的内涵，；“四真”——即真实职业环境，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三化”——即工作任务课程化、教学任务工作化、工作过程系统化。

为什么精英教材不适用于应用型教育？

潘懋元表示：“有很多精英课程，还有很多精英教材，过去的精英教材不适用于我们应用型高校的学生。如果还用精英教育的教材来教应用型高校学生，就是错误的做法。”这个问题，有些学校早就注意到了，他们认为这些精英学校的精英课程的精英教材，在应用型高校派不上用场，需要应用型高校自身来开发合适的教材。例如，有一些高校在选择适用于应用型高校的数学教材时，找遍了全国的高校数学教材，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最终采用同济大学的数学教材，因为同济大学的数学有工程应用方面的数学，比较靠近他们的要求。尽管这样，也还是不尽人意。后来，他们决定联合起来编写自身适用的教材。所以，课程问题包括教材问题，必须是同应用型、职业型的培养目标相适应的。

姜大源研究员认为，应用型课程教材既不应是学科理论知识复制的集合体，也不应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叠加的集合体。工作过程的生命性，赋予了课程的生命意义。可见，课程是原生的，是教材的生命之源；而教材是次生的，是课程生命成长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历史记录。因而，就这一意义而言，课程是职业生命的载体，教材是课程物化的载体。课程是本，教材是末。

落地方案：教案每年要有新的内容

是不是有了课程，有了教材就够了呢？在潘教授看来，还是不行。课程和教材总是一般的，还必须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实践活动的实际、学生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教案。近年来，曹勇安教授提出“面对有差异的学生，设计有差异的课程，实施有差异的教育，实现有差异的发展”，并指导教师们按这一原则对教材进行重组，实施同课异构，对于这个做法，潘教授是非常赞赏的。但是他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教案今年能用，明年还不一定能用，还得变化，发展，这里就牵涉到特殊和一般的问题。特殊离不开一般，特殊是一般的表现形式，一般要通过特殊来表现，潘教授欣赏大家每年都编写教案，而且不是一次编写就完事了的那种做法，因为每年情况都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社会需要变化了，也可能学生情况变化了。所以教案每年要有新的内容，新的变化，新的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通讯员  张振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