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锋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由弱变强，转败为胜，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在陕甘宁边区全面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了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延安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其蕴含的战略思想、创新思路、发展模式对今天高等教育的改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延安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延安只是一座边陲小城，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成为无数青年向往的精神圣地和影响世界的文化教育中心。党在延安，先后创立了30多所高等学府和职业学校性质的干部学校，包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工人学校、民族学院、延安外国语学校等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5万多名人才，其中许多学校成为建国后很多知名高校如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前身。处万山峡谷之中的延安城，除了党政军机关，学校是最重要的组成，是最显眼的所在，延河边延伸出来的每一条沟里都可以听到青年的读书声，今天这些旧址已成为延安圣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延安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各级各类的教育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仅从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小学生人数就增加10倍；到抗战结束时，教育经费已经占到陕甘宁边区总收入的30％。

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政权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数来自国统区、沦陷区和敌后根据地的青年为追求救国的真理来到延安，进入到各类学校，又从这些学校出发，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和根据地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持，并在建国以后成为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和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领导人才。这些有着坚定的理想信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在革命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成为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党中央以其远见卓识，对党的高等教育事业给予巨大投入，在其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开展这样大规模的人才培养工作，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的一条宝贵经验。

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长期以来，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开展的，对它进行的教育改革的伟大探索的前沿性和当代意义则缺乏深入挖掘。这是因为，一些同志认为，由于延安特殊的战争环境，大多数院校都是不正规的，办学条件匮乏（都是窑洞大学），学习期限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办学成效最为显著的抗日军政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转战各根据地的行军大学，办学最为正规的延安大学等也无法完全满足正规办学的要求，这些似乎和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大学相距甚远。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如此突出的办学成就，恰恰证明了它们在指导思想、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的探索具有前沿性和先进性，对我们今天办什么样高等学校、怎样办高等学校具有重要的启示。还有一些同志过于强调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特性，而忽略了它们事实上是在自觉地进行一次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大学的改革，已经包含着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进因素，也包含着人才培养如何促进革命成功、建设成功、创业成功的一般规律和通行密码，对国家为什么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发展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向死求生出来的成功经验，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持续不断地深入追问和思考。

二、创建新型大学的伟大探索

延安时期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次发展新型教育、创建新型大学的伟大探索。延安时期，是党的领袖论述教育最集中、直接指导教育最多的时期，这两个“最”使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教育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颗璀璨的理论明珠。从十三年的实践看，这个伟大探索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体系，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多次强调，路线决定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本人正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实践者。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毛泽东在第一时间，亲自主持创建了抗日红军大学。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始终把教育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位置，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创办了一大批新型学校。他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教育对抗日战争、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意义：“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我们要建立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骨干。”“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这些新型学校培养的干部使党真正成为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成熟的党，使军队真正成为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使边区真正成为全国的模范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指出的：“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坚持人才培养紧紧服务于时代的核心使命。延安时期，党的核心使命经历了从在根据地站住脚，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再到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转变。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延安时期教育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明确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他亲自制定的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延大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紧紧地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根据党的建设需要建立了党校教育体系，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发展了抗日军政大学，根据抗日的文化建设的需要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边区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工人学校。而所有这些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培养的人才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第一线，在最前沿的斗争中，壮大党的力量，扩张党的军队，宣传党的思想，巩固革命根据地，每一颗种子都长成了大树，每培养一个人才都使革命的力量获得十倍的增长。

——坚持把继续教育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延安的教育方针是把全党、根据地和军队都变成一所大学校，把主要由文盲组成的党和军队变成有文化的党和军队。仅在1940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就连续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不仅阐明原则，而且明确学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中央宣传部在同一年发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进一步予以落实。干部学习的制度不仅在后方得以贯彻，而且在前方得以执行。1940年，朱德同志在报告中说“干部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在前方已是普遍的建立起来了”。不仅干部教育全面开展，战士的学习运动、根据地的识字运动也都得广泛开展。例如习仲勋同志领导的绥德地区，从党建立的师范学校派遣了大批学生直接入村开展扫盲和革命教育。学校教育、党校教育、在职干部学习和群众性的扫盲教育四位一体、紧密结合，成为战争条件下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观。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培养模式。延安时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同革命和建设的紧迫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教育的过程中，强调得最多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成果都直接并首先体现在延安的教育中。毛泽东的《实践论》确立了新教育的哲学基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著指明了新教育的方向。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提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由于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在延安各学校中也出现了教条主义、条文主义的倾向，但在整风运动之后都得到扭转。从抗大开始的“课程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讨论式教学”这三项基本教学原则，普遍得到运用。鲁艺“三个月学习，三个月创作，三个月再学习”的学制同今天的德国双元制大学在精神上是一体的。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仅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一致，延安的“土大学”不但不土，而且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坚持用最优秀的师资、最先进的知识育人才。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是师资，而不是其他条件，这是窑洞大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延安这些学校的师资，是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党的领袖们就是延安各学校的骨干教师，这一条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得以最及时、最保真地传导到第一线的骨干中。根据延安时期的教育史料，无论是讲课还是作报告，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党的领导中承担任务最多的一个，今天《毛泽东选集》中许多重要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讲课材料的整理。从国统区和海外奔赴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多都安排在各学校授课。我们的军队的装备是小米加步枪，但抗大学习的当时在战争中现实应用的最先进的理论、战术，使抗大学员在日军看来发挥了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作用。延安虽缺乏先进科学实验的条件，但这不影响延安的自然科学院研讨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正是用最优秀的师资培养人才、用最先进的知识武装人才，使今天看起来不那么正规的大学、如此简陋的办学条件，为建设有战斗力的党、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根据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展的大学制度。”延安的教育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教育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也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理论和实践来源。

三、实践论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哲学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文革”的挫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复出伊始就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确定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习近平同志担任新一届总书记以后，对教育工作作出的许多重要指示都涉及到这一重大问题，特别是他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这十六个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同延安时期相比，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加紧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高等教育领域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校同构化同质化现象严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高校创新动力不足、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差距大等等问题，都从不同层面发映出需要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全面推动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在高等教育战线的落实。

——坚持实践的教育本位。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学习论。同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教育战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必然包含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贯穿到教育改革中的要求。高等教育的改革，无论是从学校形态到治理结构，还是到一切教育活动，都应当始终将实践本位作为一以贯之的原则，落实这个“全部认识论”、“知行统一观”。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正规化”的含义，它是贯彻实践论的专门人才培养的系统化，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的系统化，而绝不能成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代名词。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阶段“实践”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将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以及其他一切时代需要的实践活动作为高等教育的立足之基，防止狭隘的学科主义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片面性。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教育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将高等教育看作是全部的、伟大的人类实践活动中一个人类认识进步、实践发展的环节，因而将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融入其中，防止一切形式的关门主义和封闭办学。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方式，它必然是随着实践的进步动态式发展，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它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必然不可能静止停留在某些本本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专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既要坚持专家治学，更要坚持实践对高等教育的根本推动作用；既要重视专家对已有实践的总结，更要重视专家对最前沿的实践创新的参与；既要重视高校系统内专家的作用，更要重视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专家的作用；既要重视树立专家的权威，更要重视清除影响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不应有的障碍。

——坚持开放融合式的发展。坚持实践本位的高等教育必然要坚持自觉的服务的导向。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也必然地体现于服务科学、生产、社会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发展实践。因此，对于学习者个体来说，教育是通过学习者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现学习者的发展，并最终在高等教育阶段使学习者的能力达到掌握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从而使个体的发展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具有时代发展的先进性。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蓝而胜于蓝讲的正是这样的规律。对于国家和社会整体来说，高等教育是与整个国家和社会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现总体发展有机统一的过程，并且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性发动机。无数学习者个体的发展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推进历史发展的图景，使高等教育的每一波进步都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力量。由于实践的有机统一性，使高等教育必然地要坚持与经济社会开放融合式的发展道路，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社教融合。科技进步的步伐越快，社会进步的步伐越快，高等教育就开放得越大、融合得越深，这正是工业化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由于实践的多样化，使高等教育必然地要为学习者创造在多样化实践中实现多样化发展的路径，并根据科学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不同特点使具体的高等学校相对地集中于某一实践领域，从而形成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由于实践的现实性，使高等教育必须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实践相结合，因而使高等教育的总体布局与国家和社会总体实践的时空格局相适应，使每一所具体的高等学校服务具体的实践领域从而确立每一所高校的定位。只有明确这样的分类－定位－开放融合发展的发展路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突破同构化、同质化的困局，达致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大道。因此，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如何以服务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的融合发展，并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在认识和实践发展上的时代先进性。进而言之，破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至少要在三个方面推进：一是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多样化人才成长路线。需求的多样性和学习者禀赋的多样性通过实践的多样性达致统一。学习者作为认知和实践的主体，要求高等教育的体系是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的人才成长体系，这就要消除人才成长立交桥中的断点，改革将学习者的认知和实践过程割裂的入学制度和教学制度，破除以管理者为中心、教育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过多的学习管制。二是以需求为导向设计人才培养结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的需求主要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因而高等教育的主要增量产生于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这就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以学科为逻辑建立起来的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出现了当前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大问题：诸如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社会文化建设缺乏与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就意味我们需要对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框架进行调整。三是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高等教育的时代先进性。高等教育在人文、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性是高等教育发挥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用以及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但这个先进性不是绝对的、脱离实践的先进性，而是与具体的实践水平相适应的、相对的、对实践进行提升的先进性。因此，评价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标准（事实上也不存在着脱离了实践发展的绝对标准），而是相对于实践发展水平的标准，因而也必然是创造价值能力的标准。

——坚持价值创造的评价标准。一切事业存在的意义都在于创造价值，实践的过程和服务的过程都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教育是最能够创造价值的事业，因为教育对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具有基础性、长远性和复合性，它是几乎全部领域价值创造的基础，它的价值贡献贯穿于受教育者一生，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价值贡献统一于人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成功就在于它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发挥的巨大价值。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因此，教育的价值标准必然是教育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为学习者的发展创造价值。毫无疑问，这可以被看成为是认识教育、评价教育一个常识性的论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标准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完全的贯彻。人们在实际上往往把学校的层次、名称、规模、学科覆盖面、专业数量作为评价标准，把建设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精品课程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把论文这一价值创造的载体之一当成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甚至用一套专业培养方案放之于各类院校而皆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本应当是衡量绝大多数高校价值创造能力的底线标准，居然也被一些同志看成是“违反高等教育规律”的一个问题。坚持价值标准，就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坚持实践的价值论，坚持通过科学研究总结教育规律的方法，坚持把学校、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自主的、积极的探索作为深化教育规律认识的主要途径，而不能用脱离实践的主观认识、局部经验形成的感性认知和影响主体探索的条条框框来替代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知。要防止人人谈教育规律又人人不知教育规律为何物的现象泛滥。要坚持价值标准，就要充分认识价值评判的实践性。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体现的多样性，学生的能力提高和职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对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推动、社会服务成效、对城市和社区发展的贡献等等都是价值创造的实现形式，专业和课程建设、论文、知识产权、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是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而多样化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载体又统一于实践的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价值标准，就要科学地设计高等教育领域的利益机制。价值标准要靠利益机制来保障。如果我们的利益机制就是鼓励大家升格、更名的，鼓励大家扩大规模、增设专业的，鼓励大家包装、申办重点学科和专业的，那么高校就必然这么去做。高校的行为是不是会偏离价值标准，取决于利益机制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院校设置制度、招生计划制度、财政拨款制度、收费制度、专业设置制度、教学指导制度都要有一个深刻的改革，为能够创造价值的学校、专业、干部和教师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开辟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坚持价值标准，就要加快评价制度的改革。坚持价值标准的评价制度，必然是需求为导向的、产出为导向的、贡献为导向的，也必然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因而必然不是以供给为导向、以投入为导向的、以条件为导向的，不是以管理者为中心的。因此，评价教育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专家（尽管这些评价都是重要和必要的），而是社会和学习者。只有坚持价值标准、利益机制和评价制度的统一，才能真正落实教育方针，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坚持培养一线人才的意识。高等教育要创造价值，核心是高校培养的人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高校不仅要坚持实践育人，同时人才也只有在实践之中才能成长，这是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统一。因此，高等教育的基本定位始终是为现代化实践的第一线培养人才。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虽然具有干部教育性质，但所培养的人才直接输送到战争、根据地建设和文化斗争的最前沿这一培养方向则是绝不动摇的。建国后，由于高等教育即是干部教育这一体制的延续，这种一线意识受到了削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即干部教育的意识淡化了，但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影响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仍然顽固地反映到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专业设置和结构设计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明显）。比如一些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自觉不自觉地往“高大上”靠，似乎非培养高级人才就不是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办了很多不可能在现行本专科教育模式下办好的管理类专业，似乎沾上“管理”两个字就贴了干部的边；在就业教育上缺乏系统性、一贯性，入学之初让学生觉得毕业后能够口含天宪，毕业时愿望与就业落差巨大。坚持一线意识，就要科学确定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凡是初次就业的专业，都要以培养第一线人才为目标，并以此为依据设置专业、课程，调整、改造不适合初次就业学生的专业，减少与初次就业学生实践能力不相称的浮夸式课程。同时，高等学校又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为第一线人才的成长提供新的有力支持。坚持一线意识，就是坚持实践育人，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成长，把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有机融合。坚持一线意识，就是增强学生到基层去建功立业的意识，入学之始、教学之中、毕业之后都要反复强化学生的实践意识、就业意识、创业意识，帮助学生科学规划职业发展，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精神。实践出真知、实践出英雄，我们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之中，只有成千上万的高校毕业生将青春和智慧投入一线的伟大实践之中，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无数英才在实践中涌现出来。

——坚持创新引领变革的方向。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建立了一系列新型大学，适应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成为推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力量。试想，如果当时照搬了国统区的大学模式，这些学校就不可能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党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人类的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不断地推动大学形态的创新，这同样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今天许多众所周知的知名大学，如剑桥大学、洪堡大学、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斯坦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等，在创办之时都是新型大学，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进步，并进而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至于美国赠地学院、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等则以体系创新的面目登台，成为改变区域高等教育和全球经济版图的战略一招。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没有固定不变的大学形态，唯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是常态。那种认为现在的大学就是应有的大学模式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大学形态创新的方向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更加紧密的结合，这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加速所决定的。第三，大学形态的创新尤其是体系化的重大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外部面临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刻挑战和信息化席卷而来的浪潮，在内部面临着经济新常态需要增强创新动力的迫切需求、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和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的形势。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变革，许多人称之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紧要关头，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解放思想，创造各种类型的新型大学不断涌现的体制制度环境。只有牢固守住创造价值这一核心标准，其他不必要的政策、体制约束都可以放开。

——坚持一流师资的办学标准。提升高等学校创造价值的能力，关键在第一流的师资，这是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一切办学条件以师资为第一。其他的条件是附属的，附属的条件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师资这个条件决定的。在困难的条件下，在师资和其他条件之间，要保师资这个条件弃其他条件；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为教师有效发挥作用和学习者有效学习建设好其他的条件，才能使大学充分发挥作用。师资必须以第一流的人才为基干。要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要使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具有时代的先进性，高校必须要有第一流的师资。用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师资办教育，是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第一流的师资是相对于高校的类型定位和服务面向的。研究型大学需要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更需要的是行业内的领军人才和工艺、技能大师。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体制创新、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都决定了我们的全部重点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切可能培养、引进、汇聚一流人才。不是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才是一流人才，一切在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都是这个社会的一流人才。就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而言，需要特别重视四类人才：一类是政商领袖，要让党政高级干部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培养人才为已任，让企业家、创业家以培养人才为荣誉；一类科学研究的顶尖人才，要吸引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一类是行业顶尖人才，包括工程、技术和工艺领域的专才；一类是高技能人才，包括现代产业、传统文化和民族工艺领域的大师。培养、引进和汇聚一流人才，要舍得投入。教育经费要向教师队伍建设倾斜，并通过特设岗位、专项资金、专兼职结合、知识要素参与分配、双向旋转门等灵活形式吸引一流人才。培育、吸引和汇聚一流人才，要扩大高校的用人自主权。政府除了对教师编制、职务结构、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要求外，对聘用什么人、给予什么职务、多少薪酬等则给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从婆婆式的管理转向更多地依靠事后监督、绩效评价、第三方评估、学习者的评估和市场的用脚投票。

实践是推动创新最伟大的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党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同样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它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来自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自身的实践。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创新永无止境。在延安精神火炬的照耀下，中国高等教育只有勇敢摆脱种种不合时宜的束缚，在改革之路上大步向前，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绽放灿烂光辉，赢得历史光荣。